基金搅动地方国企大混改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8-01-09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2017年7月,山西国投火速完成了一项大动作将包括七大煤炭集团在内的省属26家国企揽至麾下。(视觉/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1月16日《》) 牵头国企改革的国家发改委刚刚表示,已确定将31家国有企业纳入第三批混改试点范围,其中首次出现地方国企。这是自十

2017年7月,山西国投火速完成了一项“大动作”——将包括七大煤炭集团在内的省属26家国企揽至麾下。(视觉/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1月16日《》)

牵头国企改革的国家发改委刚刚表示,已确定将31家国有企业纳入第三批混改试点范围,其中首次出现地方国企。这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经济”,到国企改革“1+N”体系完成以来,地方国企第一次集中混改。

基金和银行贷款不仅是股权和债权的区别,更大的区别是,基金可以提供这轮国企混改需要的管理、技术以及人才等。

几天前,在浙江大学EMBA微信群里,一位温州同学对隋金波去山西发展的选择表示了疑问。

隋金波是上海创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创丰资本”)派驻山西的负责人。由于之前在山西有业务积累,2016年,创丰资本作为资本方,与财政厅直属企业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西金控”)、国资委旗下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国投”)的子公司达成合作,合资创立了一家专注于国企改革的基金管理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国投于2017年7月底在太原正式挂牌,以500亿注册资本“秒杀”其他省级平台。并且就在挂牌前后一周,山西国投火速完成了一项“大动作”——将包括七大煤炭集团在内的省属26家国企揽至麾下,此前,这些国企的控股权大多掌握在省国资委和山西金控手中。

揭牌日,带有浙江烙印的新晋山西省省长楼阳生,为山西国投的定位做了注脚:设立山西国投,推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从上海到山西之前,隋金波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比如在上海成立一只基金大概要半年时间,在太原,他预计怎么着也要一年。“没想到比上海还快。”隋金波对记者说,首期43亿元国改母基金10月已经到位,山西国企改革的速度和力度“超乎想象”。

隋金波工作的地方位于太原市山投大厦,包括山西国投在内的4家国企改革担纲企业均驻扎于此。不过,即便只是上下楼的距离,为了沟通工作,隋金波一天足不出户,也能走个四五千步。

长三角等沿海城市的金融机构,提前几个月就已闻风而动。隋金波说,现在在他办公室门口排队谈合作的金融机构,经常保持在两家以上。

不仅在山西,2017年以来,各地国企改革尤其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均驶入了快车道。如上海以资本市场为混改主体,推出国企改革ETF指数基金等;深圳提出全面推进市属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再试点、不限层级,应改尽改、能混尽混;天津则推出41家市属集团引入194个混改项目,预计引进发展资金1100多亿元。

牵头国企改革的国家发改委刚刚表示,已确定将31家国有企业纳入第三批混改试点范围,其中既有中央企业,也有地方国有企业。此前,已有首批9家和第二批10家央企混改试点企业。

这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经济”,到国企改革“1+N”体系完成以来,地方国企第一次集中混改。

基金参与混改

政策预期之下,国企改革概念股持续活跃。据Wind统计,2017年以来,最多的时候有近70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而停牌,其中一多半为地方国企,不少已经完成混改或者公布了初步混改方案。其中,广东、天津、山西、东北、云南等地国企停牌数量最多。

记者统计发现,这些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国有控股企业,大多处于竞争性领域。其中,4/5国资控股程度已经低于50%,只能称得上相对控股;此外,企业规模不大,大部分市值都在百亿以下;从经营状况来看,约有1/4的企业2016年扣非净利润亏损。

这些正在资产重组的企业能否代表此轮混改的成色?

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沈阳市于洪区投融资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宇认为,目前停牌的上市公司盘子小、国资控股比例不高,很容易被举牌。这类企业大多是地市一级政府根据自身情况,拿出来“招商引资”的,不能完全代表这轮地方国企混改的大方向,“大方向一定发生在国家和省级层面”。

上海一直是国资重地,也是国企改革的风向标。当地一大型国有企业的前董事长刘炜对记者说,上海国企混改主要集中于竞争性领域,因为上海四十多家国企本身就以竞争性企业为主,基本分布于汽车、电气、地产、城建、金融投资等行业。此次上海公布的4家试点企业,也基本是二级层面或以下公司。

而在资源垄断的山西,情况则有所不同。

“混改不是一两家企业的成色问题,这是整个山西省想做的事。”隋金波的同事、创丰资本创始人彭震对此感受颇深。在他看来,山西国投是全国省级层面第一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设立之初即把山西2万亿国资全部导入,目标就在于下定决心调整山西经济结构。

彭震很庆幸,三年前,在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经济断崖式下跌”的时候,他提前进入了山西。因为“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山西经济总是随着煤价的涨跌而起伏不定。尽管煤炭行情近一年来有所回转,省属七大煤炭集团在2017年中期录得利润19.12亿元,但其债务总量依然逐年攀升,目前总额已达1.3万亿元,平均负债率达到82.88%。

综合多份国改文件,山西鼓励国有企业在公司改制过程中,实现重组、兼并、合资、转让国有产权和股份等。

在彭震看来,这体现了山西国企混改的思路:首先将大型国有企业的辅业剥离,辅业中有很好的资产,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率,比如煤炭集团的物流、医院、幼儿园等,这些辅业可以培育成优质产业,以平衡煤炭产业的周期性波动;同时,重复建设或者有协同效应的主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提高效率;此外,如旅游升级等新兴产业也在培育之中,未来可以在资本市场“腾笼换鸟”。

据彭震介绍,目前,国改基金团队正在梳理山西国企的产业链条,先从三四级子公司改起,多为竞争性辅业和创新产业。

投资周期一般是“5+2”,2年投资期、3年退出期再加2年延长期,总体来说会在7年之内完成退出。国外类似重组、混改基金一般“7+2”,或者更长时间。

退出的时候也有多种模式,比如通过IPO、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以及转让和收购,甚至持续经营。收益主要来源于投资项目的市场价值,不过,子基金层面也在和政府沟通,看投资产业能否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

首期43亿元国改母基金10月已经到位,其中既有政府出资也有创丰资本的自有资金。彭震和他的团队正在按照产业划分,成立相应的子基金,按照1∶2或者1∶3的杠杆吸收资本,希望最终能做到千亿规模。

关键是各方利益一致

除了创丰资本,各种产业基金纷纷涌入山西。9月份,一项总规模可达1050亿元人民币的山西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山西太行产业基金启动,被称为山西第一基金。紧接着,阳煤集团和梧桐树资本签约成立阳煤产业基金,这也是一只百亿规模的国企混改基金。

上海7月份也成立了一家以“母基金”命名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上海国方母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预计管理规模超过500亿元。上海集团、沙钢集团、万向控股、均瑶集团作为基石投资人出资不低于75亿元,其他投资人将包括大型企业、银行、保险等产业或金融机构等。

“基金将会大量介入这轮混改。”彭震对记者说,不像以前的国企改革,都是国有资本说了算。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彭震认为,基金和银行贷款不仅是股权和债权的区别,更大的区别是,基金可以提供这轮国企混改需要的管理、技术以及人才等。

除了基金这种财务投资为主的方式,这轮混改中,一些民资也拿到地方国企频频出让的控股权。

比如2016年年末,云南白药(000538.SH)混改被誉为地方混改的“突破性样本”。在股比设计上,陈发树率领新华都与云南省国资委实现了平起平坐,各占50%。这种情况下,双方达成了“去行政化”条款,即云南白药高管不再保有行政性职级,必须成为彻底的职业经理人。

2017年4月份,王明辉被免去云南白药总裁职务、不再保留省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身份和相关待遇。刘炜告诉记者,他看到这个消息时,曾暗自猜想可能是出问题了,没想到第二天董事会披露,决定聘任王明辉担任公司总裁兼CEO。

“王明辉由国企领导人彻底转变为职业经理人。”刘炜向记者感叹,这就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原来是由组织配置的国企领导,接下来是由董事会配置,这很考验地方魄力,“因为一旦搞不好,董事会就不聘用你了”。

7月,上海原国企浦东科投将控股权让给了管理团队,将持股权从60%降到了49%,同样被认为具有地方标杆意义。

在张宇看来,国企让渡控股权并不容易,一定是在多方共赢的基础上实现的。例如恒大借壳深深房,深圳是最大赢家,一方面引入一个世界500强企业,另一方面重置了深深房的资产,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恒大与万科的股权争端。

云南白药完成混改以后,新华都集团总裁陈春花感慨地对媒体表示:“混改要成功,一个关键要件是政府、企业和引进的投资人三方利益得高度一致。”

刘炜认为,从目前情况看,让渡控股权更多是在竞争性领域国企,大多是处于科技创新、新兴产业行业,而非国计民生、国家战略类行业。让渡控股权后,国有股仍会保持控股地位(不一定是绝对控股,可以是相对控股),这是目前国企让渡控股权的一大特征。

定位战略投资者

多位受访者认为,就国企混改的目的而言,混改的方向还是通过引入具有战略协同效应和行业领先优势的资本,发挥国企民企机制互补,进而增强国企竞争力和活力。

从这一目标出发,还是应以民企参与为主,而不改变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用张宇的话来说,否则就成了股权转让,在上市公司层面就是重大资产重组。

从各地出台文件来看,这一态度也非常明确。比如山西省出台的《关于省属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施意见》提出,原则上该省省属企业集团层面持股比例可以降低到51%,除非特批,否则依然保持对煤炭主业的控股权。

彭震也表示,作为资本无意与山西煤炭主业争夺控股权,资本主要依靠资本和管理,帮助山西调整产业结构。而在煤炭集团剥离的辅业,就完全可以以民资控股、国资参股的形式进行孵化。

联通混改被认为具有复制意义。刘炜认为,混改后,最大的亮点在于联通集团的国有股权从63.7%下降为36.67%,也就是从绝对控股变成了相对控股,而相比非国有股东持股的35.19%,两者股比之间的差距是1.48%,连2%都不到。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非国有股东的加盟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将形成重大影响,有望成为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资本力量。

多位受访者均提到,混改背后涉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才是国企混改的核心。以联通为例,混改后,国有股毕竟还是占联通股权的53%,正是这53%,有可能使国有股的绝对控股地位造成“行政化管控”,行政决策代替市场决策的风险依然存在。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也正在进行。2017年5月,国资委公布了一份放权清单,将26项监管事项下放给了国有企业。与此同时,全国国有企业都在加强党建,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中组部、市委组织部要求先在集团公司、后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实行。

(应受访者要求,刘炜为化名)

上一页1下一页 网络编辑: Golradir 责任编辑: 顾策 助理编辑 温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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