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为何与弟子萧乾决裂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7-11-05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1988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拜访他。没想到,五月间沈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这是萧乾亲笔写下的话。 萧乾是著名记者、作家与翻译家

“1988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拜访他。没想到,五月间沈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这是萧乾亲笔写下的话。

萧乾是著名记者、作家与翻译家,他曾说,沈从文“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

然而,1974年,两人意外发生龃龉,沈从文甚至写了亲笔信,让夫人张兆和转给萧乾,称自己去世后,不许萧乾参加追悼会,亦不许他写悼念文章,否则诉诸法律。

究竟是什么,让一向平和的沈从文如此决绝?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沈从文对萧乾 恩重如山

萧乾生于1910年,北京人,本名萧秉乾、萧炳乾,小沈从文近8岁。

1929年秋,萧乾考入不需文凭的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讲授现代文学课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杨振声,因萧乾在《燕大月刊》上先后发表了小说《梨皮》《人散后》,1930年,杨振声介绍萧乾去采访当时的文坛领袖沈从文。

首次见面,沈从文便请萧乾到东安市场的小馆中吃饭,沈从文手写菜名后,萧乾欲收藏,对伙计说:“这个菜单给我,我再给您抄一遍。”沈从文则说:“要菜单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写很长的信。”

1931年,沈从文去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果然给萧乾写了很多信。

1932年,萧乾跑到福州某中学当了一年语文老师,1933年回北平,恰好沈从文也回了北平,便写信邀萧乾来家中玩,并鼓励他:“我希望你每月只写三两个短篇,然后挑出最满意的再来看我。没有写成不要来见我。”当年9月29日,萧乾将新写成的短篇小说《蚕》寄给沈从文,时沈在《大公报》主编副刊。

11月1日,萧乾在浏览《大公报》时,意外发现《蚕》已发表。几天后,沈从文来信,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想见萧乾。这位“小姐”就是林徽因。林徽因对《蚕》极推崇,萧乾因此走进“太太的客厅”,成为“京派”新锐作家。

以后,萧乾的《小蒋》《邮票》《花子与老黄》《邓山东》《印子车的命运》等,均经沈从文之手,发表在《大公报》上。

1935年初春,萧乾还没毕业,就因沈从文、杨振声推荐,被《大公报》录用。

“抗战”爆发后,《大公报》裁撤副刊,萧乾流亡到武汉,沈从文和杨振声帮他找到住处和工作,后萧乾失业8个月,沈、杨从每月工资中省下50元给萧用。

1938年,在巴金鼓励下,萧乾根据自己的初恋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梦之谷》,引起轰动,被赞为“现代文学中最有分量和魅力的自传性爱情悲剧的诗情小说之一”,但此后萧乾便不再写小说。

对此,萧乾的解释是他发现自己“只会在一小块画面上勾勒,不能从事人物众多的大幅画面的创作”,“我及时发现了自己的能力限度”。萧乾曾想写讽刺小说,但后来翻译了《好兵帅克》,自叹不如,“每当我手痒想写时,我总立刻把它管住”。萧乾也喜欢诗,但“很早就发现自己缺乏诗才。我喜欢读诗,但平生没写过一行”。

笔者曾就此咨询过萧乾的夫人文洁若,文老说,主要原因是萧乾留了很多创作笔记,想将来再写,这些笔记后来全部遗失,没素材了,自然没法再写。改革开放后,萧乾曾写过几个短篇小说,还给巴金去信报喜,但文老认为,这些小说水平不高,无法与萧乾早期创作相比。

1939年,萧乾赴英,成为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记者。

师徒都挨了郭沫若的骂

1946年,萧乾回国,仍在《大公报》任职。

1947年,洪深负责《戏剧与电影》周刊,张罗给田汉祝寿,电话请人写祝寿词,对方不愿意,洪大声斥责道:“戏剧这碗饭你还想不想吃了?”萧乾听了,极为反感。

恰逢“五四”周年纪念,报社要出社评,萧乾便写了《文艺往哪里走?》,批评道:“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文学革命一共刚28年,这现象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

萧乾本是针对田汉,却引郭沫若、茅盾不满。因1941年郭沫若50岁时曾“大张寿筵”,1945年茅盾50岁时文坛也曾贺电不断。

按惯例,社评不署名,但郭沫若“恐怕做了周密充分的调查研究”,知道了内情。多年后,萧乾曾撰文后悔道:“称公称老,本来就是民族的好传统,无可厚非……茅盾先生是忠厚长者,心里当然也不悦,但解放初期在《译文》编务上,他仍不断给我以支持和指导。另一位长者刚到了香港就向我大泼粪水,恨不得置之死地。”

所谓“粪水”,是指十个月后,郭沫若于1948年2月10日写就《斥反动文艺》,称萧乾是“黑色文艺”,沈从文则是“桃红色文艺”。对这篇文章,萧乾后来说,“支配我的政治命运达三十年之久”。

1949年1月上旬,北平和平解放,北京大学学生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抄成大字报张贴,沈从文长子沈龙朱看后,觉得“粉红色”还可以,但沈从文精神压力极大。同年3月28日,沈选择自杀,被救后一度住进精神病院。

对沈的自杀,说法纷纭。张兆和认为“外界压力并不如想象的大,他自己心上的压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

钱理群则认为,沈的自杀也有家庭纠纷的原因。1936年春节时,沈从文曾与福建女作家高韵秀(笔名高青子)发生婚外情,绵延数年,好容易割断这段情缘,沈从文又与小姨子发生了一段暧昧关系。1949年5月10日,张兆和去华北大学学习,沈从文担心张一去不返,以致精神崩溃。

郭沫若与沈从文有旧怨,1930年,沈从文曾撰文称“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自此之后,沈从文的文章只要涉及郭沫若,郭必犀利回击。

1964年,沈从文专注于《古代服饰研究》。一次宴会上,沈与郭邻座,郭主动提议给沈的书写序言,并于几天后将文章送给沈,表达了和解之意,但该书直到1981年才获准出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沈从文并未使用郭序。

沈从文曾落井下石

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在文联召开的批斗会上,沈从文突然说“我知道萧乾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上了”。文洁若当时也在场,亲耳听到这些话。

所谓“勾结”,是指1931年6月1日至1931年7月29日,美国青年安澜创办英文《剪报》,请萧乾当编辑,当时萧还是大学生,总共出了8期,因销路不畅,安澜赔光钱后便停刊了。对这段历史,沈从文再清楚不过,为何还要落井下石?

这或与1949年后双方境遇变化有关。

1949年后,沈从文告别文坛,在历史博物馆当了讲解员。据林斤澜先生说,“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办公室,别人都有,就是不给沈从文”。一次,沈被通知参与接待一位市领导,他去得早,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的竟是副市长吴晗,沈连忙躲开,领导追问,沈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因吴晗是他的学生。但张允和说,当年沈从文追张兆和时,写了很多情书,吴晗也写过一些。

此阶段的沈从文颇为落寞、惶惑,而萧乾则正相反,堪称春风得意。

1951年,萧乾发表了《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得到毛泽东赞赏,称:“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1956年,萧乾当上《文艺报》副总编,当年冬天,还享受到3吨“火苗旺”“又不臭”的阳泉煤的“特殊待遇”,住房条件也得到改善。

然而,萧乾的好运维持时间不长,因在“反右”中发言不慎,一下又跌到谷底。

1957年,曹禺撰文说:“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分明是一条泥鳅了。”还说:“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萧乾晚年在自传中,毫不客气地回击说:曹禺才是一只大泥鳅,一生都在演戏。

曹禺的评价体现出部分作家对萧乾的微词,钱锺书说“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沈从文也说“他(萧乾)始终是不大妥当的一位”。沈从文被冷落,远在上海的巴金一到北京,必来拜访,沈曾叹道:“那些身在北京城的人,也像是在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址,从不想到找找我。”

一次萧乾陪外宾参观故宫,恰好沈从文负责讲解,萧感到很辛酸,只好远远躲开。据林斤澜称,萧乾对沈从文也有一句难听的话:“他卖乡下人。”沈从文只是说:“他聪明过人。”

沈从文对萧乾不满的原因,还有一种可能。1957年萧曾代表《文艺报》找沈,鼓动他鸣放,文洁若说:“沈摇摇头,根本未搭理萧……跟着萧跑,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就不难想象了。”

1964年6月,萧乾被“摘帽”,曾设家宴请沈从文、张兆和。

师徒二人离奇分手

文革中,萧乾与沈从文一家均遭遇磨难,但双方书信不断,沈给萧写过几封长信,可见二人关系密切。

1973年2月,萧乾从“干校”请假回京看病,拜访了沈从文,见沈一人住在一间平房中,而夫人和孩子住在别处,沈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十分不便,于是托人给沈从文解决住房问题,但未成功,便随口告诉了张兆和。很快萧乾收到了沈从文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不久,两人路遇,沈从文斥责道: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

萧乾呆住了,后来他曾说:我希望我从没听到过这句话。

对于沈从文的离奇回应,萧乾认为,沈从文并不是真的要入党,而是借此表明,自己还没像萧乾那样沦为次等公民。

以后萧乾给沈从文去信解释,但沈从文又回了几封长信骂萧,这些信后来萧乾退给张兆和,沈从文晚年助手、考古学家王予予曾看到过,说“措词之严厉是不可想象的”,还说沈从文晚年一提萧乾就生气,对家人说,在百年之后,不让萧乾参加他的身后事,“不准沾他边儿”。

对于沈从文的过激反应,常见解释有三种。

一是当时沈从文自得其乐,不想让张兆和搬来一起住。因张兆和与孩子们追求进步,常批评沈从文思想太顽固,需要改造,每当沈从文说“雨愁人得很”时,孩子就说“翻身农民不会这样想”。但沈从文当时见客,都靠张兆和在旁施以眼色,帮助他“把关”,可见,沈从文是离不开张兆和的。

二是与沈从文和丁玲的矛盾相关,两人本是同乡,关系一直不错,但1980年3月号《诗刊》上,丁玲突然怒斥沈40多年前创作的《记丁玲》,称此书“胡言乱语”,并说作者“无知、无情”,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沈从文虽未公开回应,但晚年私下提起丁玲时,用语刻薄:“她可以说乱得很(指私生活不检点),长得又不好……跟萧乾也有来往。”“什么斯大林奖金(丁玲曾获二等斯大林文学奖金),那个完全是政治上的。就是捧场,就是‘造神’的运动。”

萧乾与丁玲关系较好,文革后,萧乾是最早发表丁玲文章的编辑之一,外界由此得知丁玲还活着,丁玲恢复工作后,萧乾作为下级,曾和她共事过一段时间。但1974年时,沈从文与丁玲尚未发生矛盾。

三是沈从文可能听到一些关于萧乾的传闻。据著名诗人牛汉说,萧乾爱打小报告,常复写四五份,分发给社领导、人事处等。文革中,人事档案公开,他的小报告展现在大家面前,大家气得不行。编译所开了一次批斗会,要萧乾交代,萧乾说:“我是老记者,技痒,不写不成哪……”牛汉还说,文革中,有一天军宣队带大家到潮白河游泳,萧乾被卷进漩涡,眼看要沉下去,是牛汉救了他。事后有人埋怨牛汉,说救他干吗,死了活该!

笔者曾就此事咨询过文洁若,文老说,萧乾所有交代材料都是经她手递交上去的,从没见过小报告。在交代材料中,萧乾从不提任何人,但萧乾有随手记东西的习惯,是否被抄走,给别人带来麻烦,就不敢保证了。

沈从文是否听到了相关传言,找辙拒萧乾于千里之外?但这却解释不了,为何文革结束后沈从文依然不肯原谅萧乾。

两个沈从文

也许,应把沈萧矛盾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的巨匠,一生遭际坎坷,却努力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风范,这使后人不自觉地将其拔高,视为人格典范,却忽略了沈从文也是多面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

1956年,沈从文被增选为政协特邀委员,他发言说:“我相信了共产党。我一定要好好地向优秀党员看齐……努力作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新知识分子。”对于批判胡风运动,沈从文坚决支持,他写信给大哥说:“这里正是全面在讨论胡风问题。这个人过去(抗战前和抗战中)我总以为他在代表党,批评这个,打击那个。现在才明白是他自己一套,有一小集团,这里布置那里布置,争领导权!更绝不是党的代言人!”

1959年,苏联成功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沈从文非常激动,写信说:“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以表示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可好友丁西林拉他入党,沈从文又表示没兴趣。

1960年初,还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沈从文在井冈山住了3个月,搜集了10万字素材,却未能写成小说,后来写了几首“诗”,如:

延安城虽小,茂材集群英。

马列勤学习,劳作共艰辛。

青春冶一炉,集体成巨人。

1970年,在给萧乾的长信中,沈从文说:“写了首《红卫星上天》长诗,如有机会在另一时公开。可惜照目前情形说来,我大致不会看到这首诗发表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时代多伟大,个人实在小得可笑。”

1949年后,沈从文的内心是不稳定的,在“承认自我”与“否定自我”之间反复徘徊、犹豫不决,时而被“左”的潮流裹挟,时而又向自由回归,应该说,两个沈从文组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沈从文,否则很难理解沈从文的行事为何飘忽不定。

仅举一例,梁实秋晚年曾写过很多回忆昔日文友的随笔,仅忆老舍就有三篇,他回忆冰心的文章让冰心“十分感激,曾写一封信,托人从美国转给他,并恳切地请他回来看一看新的实在情况”,可沈从文看到梁的文章后,却说“最无聊文人梁实秋,还在西雅图写文章追悼我”,“为台湾宣传加盐加醋”,梁实秋误以为沈从文死于文革中,但并无恶意,对于激烈回应,沈从文自称在“配合政治”,但学者多认为,沈的回应,可能与梁未大加夸赞沈的文章有关。

1988年4月21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问沈从文:“你们老也老了,和好不行吗?要是他(指萧乾)来见你,你赶不赶他走?”沈沉吟了一会儿,说:“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李辉与萧乾约定,出差回来后一起去拜访沈从文。

没想到,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两位老人最终未能在此岸冰释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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