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外桃园 庸医误人,打杀有理?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8-06-28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急促的叩门声将周宝珊从悲伤中惊醒。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医生职业竟然将两个心爱的女儿搭进去。这位妇科医生年已六旬,行医也有二三十年之久,其“妇科圣手”的名声,也靠着一般妇女们的辗转推荐水涨船高,成为江阴地界首屈一指的名医之一。名声带来的是

急促的叩门声将周宝珊从悲伤中惊醒。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医生职业竟然将两个心爱的女儿搭进去。这位妇科医生年已六旬,行医也有二三十年之久,其“妇科圣手”的名声,也靠着一般妇女们的辗转推荐水涨船高,成为江阴地界首屈一指的名医之一。名声带来的是财富,他出门时可以乘坐二人抬的轿子,用四个轿夫,在路人看来“好不威显”,而这又相辅相成,给他带来更大的名声。

就在行医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厄运倏然降临。先是高岸东首张家的一个媳妇,因为产后患病,始终相信周医生的高超医术,从未再请过别的医生,最后竟然被治死。不依不饶的张家到周家吵闹起来,为了顾全自己的名声,周医生辗转说情,许诺将自己的女儿赔给张家的儿子,对方同意了这个条件,方才停止吵闹。仅仅两个月后,周医生再次失手,高岸西首李大郎家儿媳妇怀胎四月,周医生却使用了打胎药,导致孕妇落胎,血崩身亡。不同于小门小户的张家,李家虽然极其穷苦,却是一个人丁众多的大族。当数十个杀气腾腾的精壮小伙手持棍棒砸门而入,叫嚷着杀人偿命时,周医生唯一明智的选择当然是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将自己仅剩的另一个女儿当做赔罪送给李家当生子工具。

而现在,敲门声再一次响起,无疑让在过去两个月里接连失去女儿的周医生心惊肉跳,门的那一边传来的声音更证实了他的恐惧:“今有周小三娘子生产不下,要请先生去看!”惊慌失措的周医生赶忙对家里唯一的女性金妻子说道:“不好了,周小三又想到你了,快去回他,说不在家,不要开门!”为了防止他的妻子成为第三个牺牲品,天一亮,这位昔日名医就携带妻子落荒而逃。

周医生的遭遇听起来像是一场荒谬的闹剧,但考虑到这段故事的出处,晚清小说《医界镜》的作者郁闻尧本身就是医界中人,他的这部小说也多取材于他本人耳闻目睹的医林时事,甚至因为内容太容易对号入座而一度被同行抗议要求毁版停刊。有理由相信,周医生啼笑皆非的遭遇乃是传统中国医患纠纷的诸多个案之一。尽管只是小说家言,但可从中窥出当时医患关系中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心态:病家需要医生来治病救命,但同样也对医生抱有极大的不信任甚至仇恨感;而对一名医生来说,他的职业生涯不仅是要与瘟鬼死神奋力周旋,还要闪避病家的诟骂拳脚。从某种意义上讲,医生与患者在互不信任上达成了一致,双方都或明或暗地认同一个当时普遍的“常识”:十个医生,九个是庸医。

打人有理?“庸医”遍天下

“单说那一排药橱就气势非凡,高高的上层放着成百个青花瓷瓶,大大小小,长长短短,一律吐着幽幽的蓝光。”在费振钟的回忆中,父祖辈行医济世的诊所,宛如世外桃源般的神仙洞府。那些盛放在瓷瓶里的药剂丸散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宝葫芦,里面藏着神仙用来救人的仙药”。他的祖父仍然保持着传统时代中医的日常生活:“遥想祖父坐在诊案前面对病人时的形象,其色也平,其言也温,蔼蔼然确乎有醇儒的品格”。镇上的乡民也对这位医生“有着相当的尊敬”,天狼心水,每当听到病人叫祖父“老先生”时,“从他们恭敬的口气中,我能觉察到其中的信任度有多高,心中居然也会添几分欣喜,几分得意”。

这篇今人对传统中国行医生活文学化的追摹,很容易给人留下一种雍熙融洽的温情之感。然而只消翻看传统时代人所写的大量笔记小说,这一画面就被毫不留情地倒转过来。他们的笔下更多的是对庸医误诊杀人的口诛笔伐。就像《医界镜》的主人公贝仲英,2018全年资料大全,尽管算不上一个十足的庸医,2018萄京赌侠将军令,但踏上行医之途的目的性也绝非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生活所迫才决计行医。他“本是个读书的秀士,家道素来贫苦,设帐授徒,兀兀穷年,不过博得数十千文。眼见得世上俗医纷纷,一样都赚得好银钱,乃将念头回过来,转到医道上去”。在急就章似地读了几本医书后,便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挂出了“贝仲英内科男妇方脉”的金字招牌。

这样迫于生计走上行医之途的医生,在当时可谓满坑满谷。《觚剩》续编里的林茂成为医生的原因,是因为沉溺赌博而荡尽家产、身无一钱,为求生勉强行医,端赖他在城外拉屎时看见一支“色白肥大”的蘑菇,当成仙草给人治病,屡试不爽,于是爆得大名。《埋忧集》的吴医生也是因为失业无助,才走街串巷当起了游医,给人治病本来就是为了骗钱的,同样也是因为饭后散步时发现一个“大如?”的蘑菇,居为奇药,才爆得大名,成为“名医”。

晚清时期的外销画《医士及各种药摊》中耍蛇兼卖治疗蛇咬肿毒野药的江湖游医,来华的西方医生将这些人称为“聪明的流氓”。

这样半路出家的“名医”俯首皆是,因此病家也只能抱着权且一试的心态,把性命托付给这些莫知根底的医生。清代文士褚联在他的《明斋小识》里就提到里居东关的妇人吴氏,偶然发寒热,请来的医生说是暑症,于是便按暑症给她治疗,但一直没治好,只好换一个,又说是湿症,四五个月里一共请了不下五个医生诊断出六七种病症,但吴氏的病情却愈发厉害,到了“四肢渐肿,腹渐大,心衣不能约”的地步。最后请来的医生断定是臌症,还斥责前面的医生都是庸医,在治疗了一个月后,吴氏开始腹痛,于是这位医生又说是痧症。直到当天晚上,真正的病因才浮出水面金吴氏生了个大胖小子。

吴氏求医的故事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就像褚联在文末的评论所写的那样:“然以攻乱投,母与子俱不能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庸医最大的本领就是把病人的生死演绎成一场闹剧。

“命”这个字,很能从中窥出病家对庸医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但对庸医来说,命运则被当成开脱责任的灵丹妙药。就像清代市井流行的说唱小段《刘高手治病》所描写的那样:“论时医自我观来如狼虎,病者遭之似夺命星。他那知名医如名相有关生死,他只晓趁我十年运,且博虚名。”

“趁我十年运,有病早来医”,成为清代盛行的民间谚语,原因也正在于此,医生的良庸并不取决于医术,而是取决于他的命运;同样,病人是否能够好转,同样也取决于他的命运。另一句“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正说明了这个在当时被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死病没药医”,劝病家趁早认命,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医生身上。关于这一点,就连一些医术高明的名医也颇为认同。

晚清时期的外销画《医士及各种药摊》中医生给病人诊脉的情景。

尽管“生死有命”成为了这些半路出家的庸医开脱责任的挡箭牌,但对痛失家人的亲属朋友来说,这个狡猾的说辞不足以平息内心中的怨愤。《三冈识略》的作者董含就遭遇了一个名叫徐元植的庸医,他的妻子本来已经有所好转,但徐突然不请自来,夸口说“一剂可立愈也”。结果一服药下去,董妻一命呜呼,徐庸医也溜之大吉。愤恨不已的董含咬牙切齿,但一介书生又做不出狠事,只好在自己的书中诅咒这些庸医:“缪种流传,不特无效,屡至杀人,四海图库看图区总站,即律以故杀之罪亦宜”。问题是,法律却不这么想。

打人比法律更公正?“法不责医”

李秀玉是个庸医,庸劣的医术导致吴贵祥和陈维新二人先后殒命。四川总督鄂辉在审讯了李秀玉之后,做出的判决就连偷鸡贼都会感到欣喜:“倍追赎银之外,从重杖一百,加枷号三个月”。而且按照清代以银赎刑的规定,只要再交上几十两银子,就连枷号三个月和一百杖刑也可以一并取消。而这个判决,按照四川总督的说法,乃是“揆之情法,尚属平允”。

李秀玉的案例并非个案,而是收录在《刑案汇览》中“庸医杀伤人”条目中的十则案例之一。考虑到这部书在清代是各地官员标配的判案手册,因此其法律权威性不容置疑,对李秀玉的判决被作为成案判例推广至全国。实际上,在全书收录的十则案例中,李秀玉的判决还算是最重的。就在李秀玉案发生的十四年后,云南又发生另一起庸医杀人案,一名叫丁二娃的庸医“误毒张成见等三人先后殒命”,而对他的判决甚至比李秀玉的案例还要轻,“追赎银三分外,再加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在云南巡抚永保看来,这个判决还是“惟该犯误毙三命,情节较重”,因此从重发落的结果。而其他的案例则大多数是“杖一百”了事,而且杖刑还可以交银收赎,等于是可以花钱了事。

这些官员之所以对庸医杀人如此轻纵,并非是因为他们有意袒护,或是收受贿赂,而是遵循当时法律所做出的合法判决。《大清律例》中对“庸医杀伤人”有专条规定:“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辩验药饵穴道,如无故害之情者,以过失杀人论,依律收赎,给付其家,不许行医。若故违本方,乃以诈心疗人疾病,而增轻减重,乘危以取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因而致死及因事私有所谋害,故用反症之药杀人者,斩监侯。”

乾隆时期官方编修的《御纂医宗金鉴》里的针灸心法要诀图。清代医生入职门槛极低,只要读过《医宗金鉴》就可以挂牌行医了,甚至还可以成为太医。《大清见闻录》中记载,一位侍郎曾奉命赴太医院给太医考试,因为自己不通医术,所以特意请一位专业医生出题,但太医院所有考生都拒绝答题,理由是历来考试都出自《医宗金鉴》,侍郎只好找来《医宗金鉴》按书出题,但考生仍拒绝答题,理由是历来考试出题范围都是第一卷。

1727年,大学士朱轼奉雍正皇帝敕命编修的《大清律集解附例》中对这一条款有非常明确的解释,朱轼认为这一条对庸医无意犯罪和故意犯罪进行了很好的分别,前一条是庸医“原有活人之心,而不知己蹈害人之罪”,所以“以过失杀伤论,不许复行医道”。而后面两条则是医生能够治病,但故意加重病情勒索财物,或是“挟私仇害”杀人,那就应当按照窃盗和故意杀人罪来惩处。

从表面上看,这条法律确实相当公平,但问题在于,无意还是故意的标准,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够判断。在没有法医科学的传统中国,缺乏专业知识的官员只能依靠别的医生来进行检查,但其他医生出于维护本行业利益的心理,即使是为了不得罪同行,也会按照“过失杀人”的说法呈报;再加上一些微妙的手段,足以让这条看似公正的法律变得有名无实。对明清时人来说,“法不责医”几乎是一条常识。

“法不责医”的观念诚然使庸医们在“过失杀人”的法制大道上昂首前行,但对失去亲人的病家来说,却难泄胸中怨愤。既然法律的公正与他们所笃信的“杀人偿命”的天理背道而驰,因此,病家们就决定将公正诉诸于拳脚之间。比起《刑案汇览》中寥寥十条庸医杀人的判例,时人笔记小说中惩治庸医的故事却车载斗量。自明际以降,时人就非常喜欢编排庸医的笑话。如明末冯梦龙编纂的笑话集《笑府》里,愤怒的丧家将医死人的庸医绑了起来,直到半夜,庸医才自己解绑泅水逃脱,回家看见儿子正在读脉决,气喘吁吁地告诫:“我儿读书尚缓,还是学游水要紧!”

连篇累牍打医生的故事里,最富戏剧性的还是开头提到的晚清小说《医界镜》中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医患纠纷。里面病家与医生之间的斗智斗勇,可谓一场好戏。年逾七旬的顾东生是一位有五十年“医龄”的“妇科圣手”,却误把患了胎气不安的黄家儿媳诊断为腹中痞块,结果导致血胎滑落,母子双亡。全家正陷于悲痛之中,幸亏黄家老翁“颇有急智”,为防止顾医生得知消息出逃,想出一条“可以报死者的仇,即寓生财之道”的两全之计。让全家停止恸哭,令儿子吃过早饭后,借口儿媳已经病退,再去请顾医生来复诊。同时埋伏了三四壮健妇人守在门口。顾医生一进门,黄翁便把大门一关,令人守住,然后端出那个“血淋淋的一个半成人形的小孩”,硬逼着顾东生给被他治死的儿媳当孝子,再罚洋千元才肯罢休。为了防止顾医生逃脱,黄翁把他的辫子和自己的扭结在一起,然后让儿子捧着血胎一起告上官衙。而这一次,法律终于让病家感到了公平。见到了血胎的县太爷“怒不可遏”,掷下签子就要打顾医生二百大板,顾医生跪下苦苦哀求,认下了所有处罚,不仅当堂开具了一千元银号汇票给黄翁,更给黄家儿媳出殡当了“老孝子”。

对现代的法学家来说,法律上的公平高于一切,然而对传统中国笃信“杀人偿命”的病家来说,实实在在的暴力才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当现代的气息吹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时,这种“公正”也就成为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

暴力的种子?当现代遭遇传统

“中国没有大学考试,没有医院,没有对医药学和解剖学的研究,行医也不需要烦人的执照。只要那个人有一件长衫,一副有学识的面孔金就像在英国常见到的那种人一样,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疗令西方一流内科医生头痛的疑难杂症。”麦高温(John MacGowan)对中国医生的素描可谓深得其中三昧,这位19世纪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将中国医生称为“聪明的流氓”。

在认定中国庸医遍地这一点上,西洋来华的传教士们与中国人可以达成一致。只要一有机会,这些想要通过救治中国人身体来达到拯救他们灵魂的传教士们,就要斥责这些中国庸医。经常下乡传教并给人治病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认为:“中国最好的医生医术不比西方一个高明的草药商强多少。”在东北行医多年的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司督阁(Dugald Christie)评论说:“中国医学处于如此混乱的状态,治疗方法又是这样荒谬和千奇百怪,期待患者对医生抱有更大的信心是不现实的。”

在对传统中国医生的不信任上,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民众可以达成一致。但两者的出发点全然不同,后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来自于长年累月的经验,而前者的不信任则是来自于对传统中医专业技能的质疑。尽管后者显然比前者更符合现代医学的职业理念,但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医生就是医生,无论中西并无不同。

这些自诩挟现代医学技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们很快就感受到了来自中国老百姓的不分中西的不信任感。美国医生胡美(Edward H Hume)在长沙的遭遇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某日,长岳道尹到他的诊所来看病,当胡美按照西医检查方式,把体温计放进他的嘴里时,道尹起身吼道,为何不按右手脉搏,而把一根奇怪棒子放进他嘴里。还斥责随从不该把他带到这个一知半解的洋医生处。一名被推进手术室的重病妇女竟然挣脱皮带跳下床去,冲到走廊里高声尖叫:“我就知道我一送到洋鬼子医院里就活不了,我看见一帮哭丧的围着我,要把送到坟地里去。”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只是西洋医生的白色手术服和中国的孝袍子是一个颜色的。

最令胡美沮丧的是,当他本着医者博爱精神想要收治一名感染大叶肺炎的男孩时,帮他打理医院的当地苦力竟然跪在他面前,请求他把男孩送出医院,“我知道我们街道上的人正在说什么。我知道他们的想法,你不明白,先生,如果他死在医院里,你以前在这儿做的所有工作都将白费。”胡美最终只能屈从苦力的请求把男孩送走。他的中文老师刘先生告诉他,在这个国家里,如果他好心让这个男孩留下来,才是“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因为“如果他死在我们新医院里,这个城市全体百姓都会造你的反,他们也许会袭击医院并摧毁它。”

刘先生的提醒不仅是一种担心,香港马会资料公开码,更是一桩事实。中国百姓对误人庸医的暴力已经成为了一种悠久的传统,而西医既然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度,自然也分享这一传统,甚至变本加厉。只要在医患矛盾的苗头上再倒上一桶排外仇洋的“汽油”,中国人对西医的暴力行为很快就会延烧成一场真正的火灾。1900年庚子国变中义和团的目标之一,正是西方人开设的医院,而被杀死的西方人里,医生也占了很大比例。

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运动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针对医生暴力事件。然而这次大规模暴力事件也带来一个契机,新的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被迫全面开放自己,列强威逼下的司法改革强制医生必须进行考核,只有取得官署执照后方可行医。以现代医学为主的医学院的设立也基本扫清了障碍,法医学成为专业被公开教授,并且有权对医疗事故进行合乎法律的专业鉴定。曾经被默许的病家对庸医的暴力行为,也被法律明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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