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仿制”俄武之争幕后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8-04-05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2012年是对俄罗斯武器出口的第三大国,去年购买俄罗斯武器创下近年来新高。 据俄罗斯纽带网2013年2月15日报道,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总经理伊塞金声称,2012年该公司签署武器出口合同总金额176亿美元,对华军售合同金额占12%,约21亿美元。印度以73亿美元,伊

2012年是对俄罗斯武器出口的第三大国,去年购买俄罗斯武器创下近年来新高。

据俄罗斯纽带网2013年2月15日报道,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总经理伊塞金声称,2012年该公司签署武器出口合同总金额176亿美元,对华军售合同金额占12%,约21亿美元。印度以73亿美元,伊拉克以42亿美元的对俄军购数额位居俄罗武器出口伙伴前两名。

“今年我们的武器出口达到创纪录水平,总额超过140亿美元(指当年完成的合同金额),今年的计划超额完成”,普京总统对这一军售业绩颇感欣慰。

据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副主任马基延科透露的信息,目前对俄军购主要集中在先进设备方面,“2012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中,主要合同包括向供应AL31FN(战斗机发动机)和D32KP2(航空发动机),总额为12亿美元,以及总额达7亿美元的米17直升机。”

俄媒估计2013年,中俄武器贸易还可能再创新高,如果几个正在商讨中的大型项目达成的话,如24架苏35S战斗机、4艘“阿穆尔”级1650型潜艇、S400防空导弹系统、伊尔76军用运输机,仅苏35S战斗机合同的金额就超15亿美元。《生意人报》透露,4艘潜艇的总额也达20亿美元,但俄媒同样表达了对“仿制”问题的担忧。

可以看出,中印两国始终撑起俄罗斯武器出口市场的大半边天,但总体可言,近些年来购买俄制武器的数额与早年比呈下降趋势。俄罗斯在对华军售问题方面心情相当纠结,一方面担忧失去这一传统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军工的发展,逐渐削减常规武器的进口,对俄罗斯高新军科技术和尖端武器表现出浓厚兴趣,俄罗斯因知识产权和安全问题,害怕仿制后抢夺其市场。

中俄在发展家展开竞争

中俄两国由于特殊历史渊源,武器体系血统相近,又以发展家为主要销售对象,市场较有重叠,因此存在着竞争,从而对两国的军事合作产生微妙影响。随着近年在军品市场上的业绩不断上涨,对俄制武器采购量下降,中彩堂,将视作竞争对手的呼声在俄罗斯屡见不鲜。

近年来,俄罗斯与埃及曾就出售40多架米格29SMT战斗机进行谈判,不过埃及仍同步与、巴基斯坦就在其境内组装JF17进行谈判。据乌克兰媒体分析,这个竞争者可能使埃及等国放弃购买俄罗斯战机。尽管JF17性能上略逊色于米格29,但它有价格优势??JF17单价仅为1000万美元,而米格29高达3500万美元。

2010年,克里姆林宫甚至委托一家研究机构对武器出口潜力进行分析,该课题名为《军事技术装备出口商的战略与战术特点:成就和主要竞争优势》,俄政府为此支付20万卢布,一种较劲在暗中进行着。

武器目前也开始拓展中东、亚洲和拉美市场。目前军品市场可以分成三级:第一级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势力范围,它们大多是北约盟友,在政策上有共识,这个市场销售的是高价位的新式装备。第二级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购买方是一直采购苏俄武器的国家,包括印度、和中东国家,个别国家有时也把目标转向其他供货国。第三级是比较贫困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也是过时和仿造产品的市场。这些国家对昂贵的现代化产品并不问津,欧洲、美国和俄罗斯生产厂家对小批量订单也不屑一顾。

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曾发表署名为斯蒂芬?布兰克的文章??《加强武器出口》,引用日本媒体的报道说:“正狂热地试图将苏27装扮成歼11向非洲国家出售,在南美亦是如此”,还说委内瑞拉准备向购买6架K-8教练机,今后还将提供12架,厄瓜多尔也首次与签订军售合同,欲买防空雷达。

斯蒂芬?布兰克引用伊朗英文电视台的消息指出,俄国、伊朗曾在2007年签署军售协议,但因伊朗拒绝停止提炼浓缩铀活动遭联合国制裁,中彩堂,俄不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导弹系统,伊朗有意转向购买“红旗-9(FD2000)”地空导弹系统,据传该导弹系统借鉴和结合了俄国S-300和美国“爱国者”MIM-104的技术。

在南亚和东南亚,中彩堂,与俄国也展开军售竞争,主要是出售“复制”的俄罗斯系统的武器和技术。据俄罗斯世界武器贸易分析中心总经理伊戈尔?科罗琴科估算,俄罗斯放弃与伊朗军火生意的话,遭受的损失可能达到110亿至130亿美元。

俄《武器出口》杂志主编德米特里?瓦西里耶夫认为,军品在发展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低廉的价格和相对良好的性能,“就像生产的汽车一样??虽然不久前还无人问津,但现在它们已取得巨大进步。”

针对中俄在武器销售领域的竞争,克里姆林宫还专门要求专家展开调研,由俄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验收调研成果。按照要求,研究人员将就武器出口商的主要竞争优势、所采取的战略和战术向总统办公厅提出具体建议。同时,他们还将对俄中军事技术合作体系进行比较,研究中方企业在建立竞争优势过程中的特点以及他们进入俄传统市场时采取的策略。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可能被用于修订俄现行对外军事技术合作的法律文件。

难撼俄国军售老二地位

2008年开启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军品贸易影响并不算大,若说影响也就是促使部分订单推迟到一两年后完成,使得2010年的全球军贸额创历史纪录。据俄罗斯世界军贸分析中心估计,2012年世界军备出口达到698.4亿美元,为冷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武器贸易的进出口数据,有些国家较透明,有定期公布的机制,有些国家视为机密,鲜少提及。由于统计口径和方法的区别,不同国家和性研究机公布的数字构常有差异。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是一家从事安全与冲突,军备控制有裁军问题的权威独立机构,它公布的数字常被全球的主流军事研究界作为重要参考。

据SIPRI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1年全球武器出口的六年排名,美、俄、德、法、英分别占据前五名,已跃升至第六名。单从SIPRI的2010年全球武器出口排名来看,已从上一年的第六名跳到第四名,2012年的全球数据还没推出,2011年仍保持了第四名的位置。

但这并不能说明的军售第四大国地位固若金汤,金融危机促使很多发展家购买武器时考虑更加便宜的价格,多个军工发达国家因订单被推迟影响了当年排名,都是促使排名上升的原因。例如2009年,武器出口额暴涨了50%,若无金融危机后两三年的业绩增长,的排名还得落后于西班牙。

SIPRI的数据还表明,2005年至2011年,全世界武器进口总数额排名,印度第一,第二,韩国第三。若以单个年份来看,此前几年的武器进品排名常在前三,2005年曾位居世界第一,2009年开始跌到第七名,2010又跌到第十名,这说明武器自产化程度在提高。不过到2011年,武器进口又跃升到第七名。

这些年来,主要从俄罗斯大量进口战斗机、运输机、驱逐舰、潜艇、导弹系统、飞机引擎、航天器材及部分技术。俄罗斯“金刚石安泰”防空系统公司设计局总经理伊戈尔?阿舒尔别伊利声称,2010年已履行向出售15个营的S300地空导弹系统合同。

俄罗斯国营武器出口公司总经理伊塞曾金公布一个总数据,从2001年起的九年间,中俄武器贸易总额共计160亿美元,2009年之前的15年中,每年从俄罗斯平均采购武器27亿美元,总计405亿美元。

不过,从2006年开始,在俄罗斯武器出口额中所占比例在减小,2008年降至18%,俄专家预测未来可能降到更低比例。俄相关人士说:“这是因为伟大邻邦的军工业在我们的影响下得到飞速发展。”

俄国总是对的军售保持一种谨慎戒备态度,无外乎几个因素:两国武器血缘相近,俄担心被“仿制”;同是苏俄系武器,价格更便宜;企业生产能力和经营能力优于俄方,令其有压力。

这些年来,无论是几个年份的综合排名,还是单个年份排名,美俄皆稳拿军售冠亚军,与其他国家拉开较大差距。要说撼动俄罗斯的第二军售大国地位,为时过早。

俄揪住“仿制”问题

在近年西部地区的多次救灾行动中,军方的“黑鹰”直升机大显身手。这也令国人诧异,何来举世闻名的美军“黑鹰”直升机?

改革开放后,中美曾度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黑鹰”直升机就是这时期中美军事合作重要结晶。改革之初,北京与老大哥苏联的关系仍未缓和,中苏交恶后唯一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来源断绝,上世纪80年代解放军装备仍停留在二战时苏联的水平。

北京羡慕美国之富强,需要它的资金技术,中彩堂,美国希望联合北京遏制苏联,双方很快热络起来。之后,一场政治风波终结了中美军事合作,并导致西方国家对北京军事禁运,中共展开了一场装备和技术突围的长期战役。1996年中以签订合同,北京向以色列购进“费尔康”预警机。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被迫低头,取消合同,造成轰动一时的“费尔康事件”。2004年,美国又强迫以色列停止向转让拦截“飞毛腿”导弹的技术,以国防部对外军事合作事务局局长亚龙顶住美方压力,恢复向北京出口,美国曾强烈要求撤掉亚龙职务。2005年,北京从以方购买的“哈比”无人机飞到以色列进行系统升级,美国要求以方拒绝升级并扣留飞机,此事差点闹到美国对以色列翻脸的地步。

无奈之下,北京只有再度转向寻求中俄军事合作,一来中俄交好可提供便利,二来中俄合作不用考虑西方大国的压力,三来军工体系和武器本就是源出苏俄,对接便利。不过,在技术上弱势,但在山寨方面的机敏和营销上的灵活,让俄罗斯倍感担忧。俄罗斯在合作中当然会有所保留,这些都埋下了合作中龃龉的因子。应对的挑战,俄军工业的反应是矛盾的。

伊塞金则指责正威胁着俄武器特别是知识密集型军火的出口。2008年底结束的中俄第13届军事技术合作会议上,俄方曾以极为强硬的态度促成中俄双方签署《军事合作领域保护知识产权协议》。根据该协议,今后只能在俄方许可的情况下仿造外形类似俄罗斯的武器。至于迄今已被中方“仿制”的俄武器(如歼11B战斗机、A100火箭炮等),俄方“不追究责任”。

“军队变得日益现代化,所以所需的是最新式装备,包括新式战机、武装直升机等。我相信很快会需要最新太空通讯装备。但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仍不愿把某些武器卖给。”伊塞金认为,在西方仍对华实施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俄军贸仍会持续下去,重点未来会转移到高科技合作以及出售武器生产许可证等方面。

俄军事专家叶甫谢夫也对军工业的威胁感到不安,他还特别提到首次参加欧洲萨托利防务展的经历。据他介绍,北京早就想参与这个久负盛名的武器论坛,但直到2010年才得到法国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允许,而且还提出不能有任何明显复制他国武器装备的产品参展的条件。最终,6家军火商在展会上集中推出了一系列现代化战斗车辆产品,虽然只是一些装备模型,但却成为雄心勃勃进军世界武器市场的象征。

叶甫谢夫认为,俄工业企业购买的现代化金属加工车床中的80%是生产的,这说明拥有强大的高科技生产基础、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和雄厚的物质资源。现在已经跻身世界武器贸易的前列。

最近20年来,俄方认为“克隆”了俄罗斯几乎所有武器装备,现在最为关注的是各领域内的科研数据、前景产品和技术工艺,特别是发动机制造和航天技术等,为此成立了各种中俄联合研究项目。许多第三世界用户则认为,仿制品在质量上不逊于俄罗斯原品,中彩堂,而且更便宜,在武器出口市场上自然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系统化”让武器出口如虎添翼

事实上,关于快速仿制俄式武器并予以出口的话题,早在几年前就被炒热,一些外媒甚至总结出“经验和规律”。但学者认为,从根本上看,先进武器研制速度加快主要得益于综合国力提高、本国科技水平提高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结果,“克隆”俄制武器以及引进独联体专家仅仅是“过去的事”,早已超越那个阶段。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官向本刊记者指出,不能仅仅通过外表相似就来判断某种武器是否仿自别人。作为军工领域的后来者,不能排除设计师在某些领域借鉴和学习国外武器设计思想的可能,但目前的装备都是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特别是在电子领域,基本上是延续西方的电子工业体系,这几乎与俄电子工业格格不入。”

之所以1990年代末以来的一些型号装备的研制速度变快,是基础工业和整体科技水平提升的结果,很多元器件的设计已不再受制于人。此外,增加的资金投入可让科研人员做更多的试验,加快研制进程,同时让科技人员投入更多的设计项目中,获取丰富经验。实际上,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研制的一些武器,其技战术性能已经完全超越俄同类型号武器。

香港军事专家泉男海也认同这种观点,他通过对一系列防务展的观察,认为武器销售正呈现出自己的特色,成龙配套的“系统化武器”出口使其在与美欧尤其是俄罗斯的市场竞争中占到不少便宜。若干系统出口的武器,甚至没有竞争对手。

以地对地导弹/火箭为例,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CR)规定各国只能销售射程在300公里内的地对地导弹。如今在该领域名气最大的是俄“伊斯坎德尔E”战术导弹,射程为280公里。作为配套武器,俄还向客户提供射程为80公里的“龙卷风”多管火箭炮。然而“伊斯坎德尔E”导弹和“龙卷风”火箭炮之间存在着近200公里的火力空白,这在实战条件下是非常致命的。

反观,它的做法高明得多。向市场推出射程和精度与“伊斯坎德尔E”不相上下的B611M战术导弹,可打击70~260公里内的各种固定目标,使用弹性比俄国货高得多,况且它还综合采用GPS、GLONASS卫星导航系统,命中精度达到30~50米。公司还为手头拮据的客户想出更周到的服务,同时推出射程缩减到150公里的P12战术导弹,它能显著降低采购和使用费用。

事实上,近年来向外销售的地对地远程打击武器,不仅包括火箭炮、导弹等硬件,还配套出口PW无人侦察机、数字化火控系统,形成完整的战条件下远程精确打击体系。在这一领域,产品靠“系统优势”正逐步压缩俄罗斯产品的销售空间,再加上公司开出低廉而又灵活的付款方式,地对地打击武器就比俄罗斯、欧美产品更具吸引力。

俄对华要么卖技术,要么丢市场

从种种迹象上看,中俄军贸关系已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俄独立军事预测中心主席茨冈诺科称:“在未来几年内,对先进武器制造技术的需求将更加广泛和迫切,它要研制出性能足以抗衡美国的装备。人在这一点上态度更加明确:俄国人要么卖技术(给),要么干脆淡出这个市场。” 但俄罗斯会走这一步吗?据估算,如果按照开列的清单提供先进军事技术,至少给俄带来100亿美元的收入。俄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副主任马基延科曾说过:“如果失去这个大主顾,俄罗斯设定的每年军售指标恐怕就会是一纸空文。”

长期以来,俄国防部是阻止中俄军事合作深化的“坚固堡垒”。他们安于向提供俄军现役武器,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俄国防部的理由是“人具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复制与改装能力”,如果向出售现代化工艺,俄武器将在未来军品市场上失去竞争力。但莫斯科政界人士披露,普京总理的坚定态度也带给俄国防部极大压力,普京希望加强中俄的战略合作。

法国《费加罗报》刊登的《普京理论的四大支柱》一文中指出:“销售军火是普京外交政策的一个支柱,他认为这是同美国抗衡的绝好办法。”普京不允许国防部为中俄正常军事合作制造麻烦,他曾多次指示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亲自过问中俄国防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

2009年5月,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上将出访俄罗斯,有关“知识产权”一说在俄国防部官员的口中竟发生180度的转变。俄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科索夫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俄罗斯是战略伙伴关系……它需要什么技术,完全可以通过正常友好的渠道直接从我们这里获取,所以根本不存在‘抄袭’一说。”

现在的问题是,俄还有多少军工技术值得人青睐?相较于20多年前,国防技术储备显然要殷实得多,战略眼光也更具计划性与前瞻性,目前已完全不必像当初那样饥不择食地成体系进口,而是有选择地“样品进口”。更重要的是,随着高科技水平不断提升,武器研制能力增强,在未来数年内完全摆脱对俄高新军事设备的依赖几成必然。

而且俄也感到美、法、英、德、瑞典和以色列等国的竞争压力,一旦西方对华武器禁运取消,就可能从多种渠道获得武器,据以色列海法大学东亚系教授伊扎克?希霍教授透露,美欧对华武器禁运已形同虚设,以色列、新加坡以及瑞士等国的中间商在有关国家默许下,辗转向提供各类武器散件和子系统,中彩堂,只是价格要比市价多出0.5~2倍,可见不会在俄罗斯“一棵树上吊死”。

不过,最近有可能作出让步,考虑从俄引进一系列军用航空发动机。目前来看,它们无疑是北京眼中“最重要的宝石”。俄罗斯步兵司令波斯特尼科夫也表示,俄生产的装甲、火炮和射击武器在许多指标上落后于北约甚至。

对而言,几十年的封锁促使追求所有武器全部国产,北京担心技术出口方(包括莫斯科)会留有一手,同时在出现政治关系倒退的时候“再掐的脖子”。在这样的“被伤害意识”影响下,在军事领域绝不会完全相信任何国家。因此,与俄罗斯在军事技术贸易领域的“龙熊之争”仍会延续下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通过合作逐渐走向自主化的决定相当坚定且明显。

俄罗斯对华军售总代表: 中俄军事合作并未停止

记者/钟坚 段宇宏

中外军事合作,北京方面历来讳莫如深,几乎不透露任何消息。中俄之间多年的军事合作却举世皆知,各种正负面消息满天飞,常常使关注者一头雾水。

俄罗斯媒体《军工信使》曾报道,中俄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实际上已停止,只从俄罗斯采购少量的航空发动机及民用的动输直升机。这篇报道由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分析所副所长赫拉姆奇欣撰写,他认为中俄军事合作关系出现了颇多“缝隙”:俄罗斯拒绝在第五代歼击机研制领域与进行合作,却选择印度作为合作伙伴。擅自仿制俄制武器的做法也使俄罗斯不满。

带着种种疑问,本刊记者专访了俄罗斯技术国有集团公司(RTAUTO)驻华总代表克拉多夫?维科拖先生。该集团的驻京机构全权负责对华武器销售和军事合作事宜。

“技术研发合作是新趋势”

记者: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基本上已经停止,而贵公司副总裁阿纳托利.伊萨金却于不久前表示,2011年之后俄中军事技术合作开始活跃。中俄军事合作目前到底是什么状态?

维科拖:中俄两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和协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理普京此前在北京的正式访问中,两国领导人也再次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俄罗斯某些评论员认为中俄两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实际上已经停止,在我看来,这是非常不专业,也是不符合现实的。我更倾向于同意阿纳托利.伊萨金的观点,他认为中俄两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关系正日益振兴。

记者: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目前在哪些领域比较多,如今是否有新的变化?伊萨金先生所说的“开始活跃”是指哪些方面?

维科拖:近两年来,两国间的双边合作显著增加,尤其是在航空发动机这一领域。两国近20年在军事技术上的合作,具备广泛且多样化的特点,几乎涵盖了所有武装力量的种类。中俄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在一些对彼此都有利益的领域里持续发展,首先就表现在航空技术和对空防御技术上。我认为在两国双边合作的内容中,技术研发方面(科研和设计开发上)合作的增长将会是一个新的趋势,成品供应将会逐步过渡到技术水平上的合作。同时我也希望,这是一个双向的交流合作。

记者:俄罗斯最近十几年以来一直向出口武器,前任首席代表离开到你接手之间,中俄军事合作好像出现了一些降温的情况,武器贸易额有所下滑。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维科拖:应该这样看,随着军工业系统的发展,中彩堂,现代化科研和产业开发能力的增长,已逐步能保障本国部队的军事需求。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完全靠进口武器装备,这也是不太现实的。

此外,也应该注意到,俄罗斯在过去20年大量供应的武器和军事技术,也需要现代化改装,维修保养以及延长使用期限。售后服务,零配件供应,维修保养,技术服务中心的建立,以及早期所提供的技术使用期限的延长和现代化改装??这些都是双方合作的领域,而且目前这些领域已越来越凸现出来。

记者:一直以来,中俄在武器的知识产权方面有些争议。俄罗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如何与中方达成共识?

维科拖:在保护武器装备、军事技术、设计人员、制造商自主知识产权问题上,俄罗斯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两年前,中俄双方就签署了有关在军事技术合作过程中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的若干问题的协议。虽然在这一点上,不能说一切都很顺利,但也没有出现太大问题。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时,双方都有各自不同的观点和立场。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并不回避讨论这些敏感的问题,双方都秉着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谈第五代战机联合研制为时过早”

记者:俄罗斯大型军事运输机伊尔76飞机平台,以及Be200和A42型两栖飞机技术,政府还是很感兴趣的,中俄这方面的实质合作有无进展?

维科拖:中俄两国一直积极致力于在伊尔76型运输机的合作。直到完成自有重型军用运输机的研发和生产,都会需求这一类型的飞机。我们将在伊尔76型运输机的维修和延长使用期限、航空发动机和备用零件的供应上继续合作。

据我所知,在Be200型飞机和A42型飞机这样的

平台上,两国并没有合作。我们早就邀请的伙伴们在Be200型飞机上进行合作,但可惜的是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记者:关于第五代战斗机,将来是否可能出口或与合作研制?

维科拖:关于第五代战机,要谈这方面的合作还为时过早。中俄两国都在积极研发本国的第五代歼击机的原型机。在俄罗斯被称为T50,在是J20。两架飞机都于2011年进行了示范飞行,也就是说,公布于众了。双方今后是继续独立研发各自的飞机,或者是在某一阶段进行合作,这些要到时候后再讨论。

记者:你对俄中军事合作前景怎么看待,贵公司有没有具体的市场拓进计划?

维科拖: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中俄两国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并未减少,而是随时间推移不断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改变。这不是某种一劳永逸、停滞不前的合作,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有机合作。我们有当前的军事技术上的合作,以及一系列有前景的合作主题,项目和方向。换言之,我们认为,中俄两国在军事技术上合作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

饱受诟病背后的中外军火博弈 军贸思维演变

记者/段宇宏 特约撰稿员/黄柯?

作为一个逐渐崛起的军火贸易国,无疑是军售俱乐部中最低调的一员。《2008年国防白皮书》似乎才首次以官方权威文件的方式在公布7大常规武器进出口数据。从不做军火商到成为军火贸易国,有一段曲折过程。

毛泽东:不做军火商

在毛泽东时代制定了“不做军火商”的原则。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在联合国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发言重申这一原则:“对于正在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我们永远不做军火商。我们坚决反对有的国家以‘援助’为手段,企图控制和掠夺受援国家。”

1975年,代表在联合国又痛斥苏联:“另一个号称‘主义’的超级大国,正在世界范围加紧推进剥削政策……军火买卖越做越大,成了超级军火商。这充分证明,这个装扮成‘朋友’的超级大国,比老牌帝国主义更加贪婪、阴险,更加不择手段。”《航空知识》1976年第6期还专门撰文《揭露苏修超级军火商的丑恶嘴脸》。

以前的主义国家从未把武器当作商品看待,但并不代表不输出武器。排除中苏关系交恶后带有情绪的相互指责不说,关于武器的性质,对待军火交易的看法,武器输出的立场,双方实际上没有区别。

二战后,苏联长期把武器输出单纯当作政治斗争的手段,以低价或无偿方式输出装备和技术,不存在成本利润统计核算观念,并未给国家经济科技发展带来拉动效应,这是与英美国家武器出口最大的区别。

中苏交恶之前,中共的武器输出与苏联一样,仍属于共产主义大家庭内履行“主义义务”范畴,到了“文革”脱离大家庭,具有了激进的单独进行意识形态输出色彩,很多时候甚至与外交和国家利益相冲突。

中共建政后,先后向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柬埔寨、老挝、阿尔及利亚、古巴、卢旺达、索马里、津巴布韦等70多个国家及组织提供了武器装备,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武器输出,以无偿和低价提供为主,中彩堂,可说是天文数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仍对40多个国家进行军援,但适度进行军事援外改革,收取成本费、贷款、延期付款等武器转让方式才有所增加。其中以军事援越、援阿、援老挝等数目最大,很多武器是自己还未装备,先提供给受援国。

前30余年武器援外的精确数字、金额以及影响,还有待今后公布更多资料数据,才能窥见全貌。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这样的军火输出方式,耗费钱财,拖累经济,得不偿失,早晚将无法支撑下去。

邓小平:不做军火商不行了

不计成本的援外政策,改革开放后逐步调整,加之1979年中越战争结束,导致军品“内外需”大幅度下降。大量军工企业人员、设备闲置,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面临吃饭问题。邓小平要为军工体系找一条出路,感慨说:看来不做军火商不行了。要做军火商,得改观念改制,自此开启了漫长的军转民改革道路,也为20余年军火贸易打开了大门。

邓小平缘何有这样的想法?

立足于世界革命和早晚要爆发大战的思维,前苏联在70余年间建立了包含从航天、航空、核武、造船、坦克等在内的世界上最大最全的军工体系。解体前,苏联共有134个武器总装配厂、3000余个部件生产厂,民用工业还有60%也从事军品生产,军事设施占整个国家面积的2%。此时,90%的科学家工程师直接间接从事武器研发生产工作,国民生产总值平均11%至17%直接间接投入军事,40%科研经费用于军事工业……整个苏联可以说是个“兵工厂”。

产业畸型且不说,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导致苏联军工企业不但拥有其他国企的所有弊病,且因为军工的敏感性质,使其具有特权,高度封闭且单一,体制保障方面的弊端更为严重。它们与上的同行鲜少有技术和管理交流,与民用企业甚至同行也有诸多体制性隔阂,说白了就是关起门生产武器。

成本利润核算,资源节省,设计精巧等观念在苏联军工企业中并不存在,因此武器的生产输入并未拉动苏联国民经济和生活水平提升。苏联虽然能大量生产高尖端武器,但是照相机、洗衣机、小汽车等工业薄弱,其品质和产量不但不如发达国家,连很多发展家也不及。

中共建政后,不但在政治领域,整个国防体制,包括军工体系、国防教育、军队管理几乎是在苏联的支援下全盘照搬过来的,关系交恶之前,赫鲁晓夫的援助最为卖力,连航天、核等高尖端器材和技术也列为支援项目。一时间,基本建立起一套现代军工体系,推动了建政后第一波军事现代化浪潮,但无疑也把苏联军工体系弊病全部继承下来。

“文革”期间,军工系统的封闭性、单一性得到强化,早年说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从未得到落实,到1978年,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不到8%。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对军工部门说,要以民养军,军民结合,军工可以搞一些民品,也可以出口赚外汇。以邓小平以首的领导人逐步打破“不做军火商”的错误观念。

1960年代,中央军委制定“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国防工业战略,1979年加了句“以民养军”。1982年,邓小平把“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意为在力量分配上军品不一定占主要份额,但在重要性上要确定军品任务给予优先保证。邓小平认准了,军火贸易能创汇,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国防技术进步,提升军队装备水平,还为国防工业可持续性发展供血。

初入市场:从“牛市”到“熊市”

1979年5月,刚成立4个月的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即做成了中共历史上第一单真正的军火生意,向埃及出售一批歼-6战斗机及发动机,总成交额近两亿美元。

万事开头难,这宗生意成交非常不易,埃及军方认为歼-6落后,不舍得花钱买,要么就无偿援助,犹豫之下又一度停止谈判。“大做军火商”带来了实际利益,1980年代中期,一度跃升为苏、美、法之后全球第四大武器出口国。从1984到1987年,的武器销售额达到顶峰,为带来了82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这段期间总出口额的7%(据SIPRI)。

刚闯入世界军火市场的,赶上牛市的最后几个波段,以不算先进的产品赢得了一个好市场。1950至1980年代,全球区域冲突不断,印巴冲突和军备竞赛,苏联入侵阿富汗,中东地区先后爆发数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军火市场。

美国著名安全问题学者、乔治敦大学教授丹尼尔?拜曼为兰德公司撰写的论文中列举了北京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的军售清单(《武器销售:动机与实施》)。这一时期,军火客户有: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缅甸、柬埔寨、智利、孟加拉国、阿尔及利亚、埃及、老挝、几内亚比绍、斯里兰卡、朝鲜、秘鲁、津巴布韦、沙特、罗马尼亚、也门、尼泊尔。其中最大客户是伊朗,其次是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等国,而秘鲁、尼泊尔采购量小得可忽略。

丹尼尔总结称,向某国销售武器,一般出于经济利益和遏制第三国等考量,而购买武器的国家无非出于几种原因:1.易买??不受法约束,不附加政治条件;2.简单好用;3.有苏式武器血统且价钱便宜??与苏联原型武器相比;4.购买国试图使武器进口多元化;5.没有别的选择??受制裁、处于交战中、与美苏交恶;6.易于保管维护??因买家也是落后国家,保管维护武器技术和费用成本低。

武器的最大优势是具有苏式血统且价格诱人,1992年俄罗斯米格29的市价为2500万美元,歼7(借鉴米格21)最高卖150万美元。尽管买方认为歼-7是低端飞机,但对于希望短期内以量胜质的国家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通过购买武器,穷国可以很快建立起大规模军事力量,它们常常购买少量西方国家武器的高级武器,配以大量的武器。

丹尼尔认为,虽向20多个国家出口武器,但有特殊意义的销售对象有6个: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朝鲜、缅甸和泰国。

到1990年代,军火销售额逐渐大幅下降,遭遇熊市。这里面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冷战结束,各国军备压力减弱,军火市场一度萎缩;苏东剧变,独联体及东欧国家大量苏式武器非法合法地流入市场打折销售,对全球军售大国的市场造成冲击;的部分客户有了新的军购途径;传统客户多为穷国,这类市场的成长性较弱。

全球出现新军事变革,各国对高尖端武器和技术的需求提升,高新武器和技术缺乏、自主化研发生产能力过弱,为军事工业长期的一个痛处。在军火市场中摸爬滚打一阵后,逐渐遭逢知识产权、欧美抗议制裁等事件,对规则有个调适过程。

武器主要占据低端市场,且都是苏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品的仿制品,价廉却不太物美。1984年卖给埃及的R级潜艇运到的时候引擎坏了,卖给泰国海军的军舰舰门防水性不好并有许多机械问题。据称两伊战争中,双方都避免使用武器而尽量使用西欧、美国或俄罗斯的武器。海湾战争后,伊朗转向俄罗斯大量购买高新装备,1995年俄罗斯承诺不再向伊朗出售武器后,伊朗才再次回来找老朋友买军火。

此后,军火出口在全球所占份额一路下滑,目前只占2%,还不如意大利、西班牙多,为全球军贸大国中出口额最少的一员。对照北京发布的《2008年国防白皮书》和SIPRI提供的2009年军品出口数据,买家还是非发达国家,老买主泰国、沙特、巴基斯坦等仍然榜上有名,不过2009年多了几位南美洲客户: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哥伦比亚。

加强军售管控:做负责任的大国

寻求世界军火市场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麻烦,遭受颇多诟病。如常被西方国家和组织指责向某些国家出售敏感技术,向战乱地区、受制裁国家及“流氓政权”出售武器。

丹尼尔研究报告称,军售尤与美国的冲突最大,美国经常指责北京向危害其安全的国家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技术,多次导致针对或公司的制裁事件发生。最近几年,美国经常公布被制裁的公司名单,名义就是他们协助向伊朗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摩擦的发生有些是政治博弈因素,也有政府及企业在开放后深入不完全熟悉规则的缘故,还有些可说是误会。因为美国所制裁的不一定是某种武器成品,而可能是用于制造某种武器的材料或技术,这些也可用作它途,但企业未必有辨识能力。很多企业不熟悉美国欧盟的进出口管制,很容易踩到地雷,成了冤大头,遭到制裁的结果是得不偿失。

为此,需要努力了解和参与规则,采取诸多措施尽力避免不必要的摩擦。首先是积极参加军控合作。1992年起,每年会员国均在联合国登记进出口数据,参加登记到1998年,因美国对台军售记录也参与登记,故罢登9年,2007年再次恢复登记;北京先后签署众多防核扩散和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性条约,同时参与其他类似条约的谈判与呼吁。

其次,应增加国防信息的透明度。如定期发布《国防白皮书》,向世界阐明无核禁核观点,披露军事预算信息。同时,在逐步建立一套严格的军品出口管理法律体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及配套的《军品出口管理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及配套的《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清单》等。并由主管部门组织军贸公司的领导层学习最新的政策法规,不定期为军贸公司举办研讨和培训,包括商务部在内,及时在披露美国最新的出口管制信息。

最后,原则上鼓励军贸公司建立自律机制。从事常规地面武器贸易的北方工业公司与美国安全问题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将其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出口自律机制建设。该公司2008年12月由总裁签字,生效了《关于防扩散出口管制和内部出口自律原则》,声明遵守防武器扩散的法律和义务,把“防扩散、和平、稳定的目标置于商业利益之上”。

包括丹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研究者都评价说,随着军售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像负责任的大国,承担的义务也越来越多。当然,有时会跟美国有点龃龉,不过常常发生在美国对台军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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