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职业教育重构高等教育版图??专访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7-12-09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职业技术教育在大陆的教育体系中,一直处于边缘弱势地位,公众与企事业单位对其认可度较低,教育决策部门亦对其另眼相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职业技术教育被视为鸡肋和备选,由于决策层的重视不足,导致在核心技术与高级技术人才方面的长期匮乏。 今年2月

职业技术教育在大陆的教育体系中,一直处于边缘弱势地位,公众与企事业单位对其认可度较低,教育决策部门亦对其另眼相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职业技术教育被视为鸡肋和备选,由于决策层的重视不足,导致在核心技术与高级技术人才方面的长期匮乏。

今年2月份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多个场合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要求,并强调“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在3月22日的“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对转型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思路,以及将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向职业教育与应用技术学校转型的目标。随后,百余所本科高校积极响应,达成“驻马店共识”。

在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校校长俞仲文看来,这是重构高等教育版图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地方本科高校的一次“归队”。俞仲文是职业教育的拓荒者,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主持创办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并将其打造为最出色的职业教育学校之一。作为职业教育的一名老兵,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让他深知职业教育的“病灶”,对于新一届政府的职教改革,他在欣喜中提出了自己的期待。

我们走了多年弯路

记者: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教育部副部长鲁昕相继提出本科院校向职业技术教育转型的问题,这一改革议题提出的背景是什么?您如何评价?

俞仲文:这一改革实际上是重构高等教育版图的一个重大举措,听到鲁昕副部长的讲话,我在欣喜之余又有点痛楚,像这样重大的改革,顶层设计早就应该做好,但我们却走了多年的弯路。

2001年,我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任校长和党委书记,时任教育部常务副部长的吕福源听我汇报到深圳的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使得三年制高职是明显不符合产业要求时,他让我们大胆试验,搞四年制高职,但是不叫做“升本”,由教育部正式发文,让广东省自行决定待遇。这实际上是允许“多学制”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也是重构高等教育版图的一个实际步骤。但是,后来随着教育部主要领导的变化,四年制高职试点不幸夭折。而且据说当年还要查四年制高职试点的文件是怎么出来的。

从2001年开始,针对一批高职院校逐步升本,思路是走把本科与高职截然分开的路子,而我当时就提出,“升本不是高职升本升到普通本科院校行列,而是恰恰相反,是地方性本科院校要‘归队’,归到高等职业教育的行列中来”。没想到这句话竟在十几年后成为现实。如果当初就做好顶层设计,到现在就不会有“炒回锅肉”的感觉。

2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上,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宣示了新一届政府崭新的职业教育观。他提出要发展与科技进步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准确。我们过去只提“科教兴国”,没有提“技术立国”,长期以来技术应用和技术转化始终是我们的弱项。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有重大的失误。这就是在技术转移问题上,把引进技术作为终点了,落后了就引进,再落后就再引进。我们引进了无数的装备和生产线,恰恰没有引进制造装备和制造生产线的能力。这除了政策失误外,也与我们缺乏优质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有关。我们有高等科学教育、高等工程教育,也当然要有高等技术教育。但这一块是严重缺位的,跟不上科技进步的速度。

记者:正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缺位,导致人才市场上高级技工和工程师等技术人才匮乏,企业高薪都聘请不到合适的技能型人才,而又有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样一种人才错配由来已久。

俞仲文:没错,这是高等教育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我们沿用的是所谓卡内基高校分类法,将高等教育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育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等。这样一种分法,根本没有涉及到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根本属性。我们今天讲的本科,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学科型基础上的,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们培养的是“山尖”人才,是技术的领军和科学发现人才,是重大工程的设计者和管理者,这种人才是强国强军的灵魂。但是,我们还需要另一部分人才,即面向生产、管理、建设和服务一线的技术人才,但培养这部分“山基”人才的任务没有被系统设计到高校版图内。

今天我国部分本科院校虽然也讲应用,但实际上很浅薄,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学科知识内部的逻辑,来设计课程体系,与生产、管理、服务、建设一线的需求差距很大,学生出来后没办法满足企业需要。长期以来,的高等教育走了不少弯路,一会学苏联,一会又全都抛弃;一会“以做代干”,办工农兵大学;改革开放后,又走入另一个极端,要培养“通才”,许多地方本科院校因此迷失了方向,尤其是“三本”学校更加不知所措。这么多年来,部分本科院校高不成低不就,培养的学生与现实严重脱节,许多本科院校的就业率还不如高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今天,我们有1800万辆的年汽车销售量,却没有叫得响的自主汽车品牌,没有哪一所大学敢说,他们对的汽车工业有过多大的贡献。我们的医疗费那么高,也是因为使用的医疗器械和高级药物,基本上都靠国外进口;甚至如电梯、厕所的出水感应器、新型打印机、照相机等生活产品依然是外国品牌的世界。全国机械行业总会报告曾透露,80%的核心技术都在别国手上,我们只不过是买了很多人家的设备进来。有人说只有买不到的技术才上得去,而买的到的技术基本上都上不去。可以说,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大学的严重失格,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

这次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技术技能人才和其他高素质职业人才。第一次把工程师放到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序列里来,把高职教育看成是培养工程师的一个摇篮。在现代生产、管理、服务、建设序列当中,工程师是一个很长序列的职位群,从高端到中低端,面向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的现场工程师,包括技术工程师、工艺师、品管工程师、市场营销工程师等,这种工程师是现实生产中最重要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把这一部分工程师放到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理想中的高等教育版图

记者:您在创办深职院的时候曾提出三大愿景,其中之一是“重构高等教育版图”,您理想中的这幅版图是怎样的?

俞仲文:我认为理想的高等教育版图应该像德国那样,即由两大板块组成,德国的高等教育板块分为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技术大学(Uni、TU)以及高等专门学院(FH)两大类,FH早期是3年制的,现在是4年制的,我国的本科高职应该向他们学习。FH是从1968年开始诞生,一开始就是各种各样的专业学院,比如制造学院、管理学院、电力学院等,今天的FH实际上是德国一线制造业最重要的后备大军。

我认为,的高教版图也应该是这样,一块是像北大、清华、中大等综合性大学,它们瞄准培养“山尖”人才,无论是技术的、管理的、服务的,都应该去开拓和掌握领军式的技术发明和发现;另外一块是以实务、技术、职场为中心,我们把这个叫做技术与职业教育板块。

记者:这两个板块的理想比例是多少?

俞仲文:像德国,Uni与FH的比例大概是4 : 6或者3 : 7,我们如果做不到,最起码也要5 : 5,一半以学术为主,培养“山尖”人才,一半以实务为主,巩固山脚。但现在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山尖”人才攻不上去,“山脚”人才又沉不下来。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科技成就是杂交水稻、国家军工、航空航天、高速铁路等,这些买不到的技术就上去了,而更多生产生活上的科技产品,其核心技术都不在我们手上。是制造业大国,世界上很多奢侈品牌都在生产,但都是贴牌加工,我们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不掌握核心技术,可见职业技术教育多么重要。

发展职业教育的阻力

记者:您是职业教育的拓荒者,在您的探索实践过程中,发展职业教育最主要的阻力是什么?

俞仲文: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来自外部,传统和观念的影响太大,所谓“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搞技术的”不如“坐办公室的”,这些观念根深蒂固,再加上现在多是独生子女,父母更不愿让子女成为“劳力者”。如此巨大的惯性,对职业教育口头上重视,实际上不重视,在资源分配、政策倾斜、工资待遇上,都看不出来尊重技术、尊重技能、尊重劳动。

我们看德国、澳洲,熟练电工的工资超过了副教授,走职业教育这条路,也能够过上很有尊严的生活,因为工资待遇很高。而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制度,管理者和技术岗位的员工差距太大了。今年广东省的人大会上,一个年薪上千万的银行行长还有意见,还在要求退税,连副市长都看不下去了。因此,我提出,我们不光要有最低工资标准,还要有技术员工与管理层之间工资的最低相对比例,防止劳动大军的相对贫困化,这是一个国家政策问题,不然谁学技术,谁不想做白领?

另一个阻力主要来自职业教育板块内部,以及指导这个板块的行政部门。当时,为了把高职同普通大学相区别,我们提出重心下移,原来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后来改称技能人才,后来又走到另一个极端。现在来看,这种指导思想是有问题的。高职和中职最大区别,中职主要是培养操作技能型为主,而高职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具有一定技术运用、革新、改良能力,同时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这样的分法是确定了高等技术教育内涵的逻辑起点。因此,我特别提出高举高等技术教育的大旗,打造高职教育的3.0版或升级版,我们职业教育学校的管理者们先要反思,为什么大家对职业教育不认可,因为培养的人才与产业需求有距离,只培养学生动手,没有培养他们即能动手又能动脑。

这些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他们的文化基础可能是差一点,但是动手能力、创新意识和本科院校是没有多大差距的。我们的深职院创造了“奇迹”,最高的网络证书是思科网络公司的CCIE,深职院培养出了100多个学生拿到了CCIE,年薪高达几十万元。在这方面最好的软件技术学院,都比不过我们,思科网络公司亚洲区副总裁见到我说,又要表扬我,又要批评我。因为这些学生都是被高考证明“不行”的,但到了我们这都这么厉害,说明他们很有后劲,另外又批评我,因为我把CCIE贬值了,所以现在又增加了英语面试,这很有意思。

校企联合的可能

记者:李克强总理在此次常务会议上提出,要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引导支持力量兴办职业教育,你认为如何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俞仲文:在这方面,德国的企业与学校相结合的双元制模式就做得很好。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有能力承担教学任务。德国的大企业多,德国政府对企业承担教学任务给予很高的荣誉,企业的积极性比较高。在,要想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有几条是需要做到的:

首先,要选择一部分大企业,他们不光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消费者,也是人才培养的参与者,政府应该让他们承担一定任务,同时可以享受减税等优惠,或给予荣誉。企业通过这样的行为能得到一定的利益,就会愿意参与。关于减税,在2005年的国务院文件上已经写明了,但是没有落实,各部门之间的挤兑和推诿太严重了。

其次,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目前行业协会的作用不强,完全可以通过职业教育树立权威性。以后要招工,都需要持证上岗,由行业协会制定标准,真正做到无训不上岗,无证不就业,树立行业协会的权威性,这样企业的积极性也会调动起来。

再者,学校不能把企业仅仅当作实习基地,实习是基于学习的工作,在学校是基于工作的学习,实习不是简单的顶岗,为企业找个廉价劳动力,而是每个环节都要有师傅,并进行打分评估。学校不能只是在学生需要就业和实习岗位的时候才想到企业,而必须要发挥高校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优势,不仅要适应企业的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引领企业的需求。校企合作建立技术攻关中心,用手头上的成果来服务于企业,企业也会更有积极性。

2014年5月21日,在山西省长治市技师学院技能节比赛现场,机件加工比赛。

记者:那么从学校方面来看,让600多所本科院校“降格”为职业教育学校,他们是否愿意?如何让他们有动力参与改革?

俞仲文:转型需要因势利导,采取积极的鼓励措施,而不是靠单纯的行政手段。因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教育部内部要率先清除歧视职业教育的政策,真正做到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两个板块一视同仁。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国家给一个“985”或“211”学校的建设经费,超过了给100个国家示范校建设的经费!这种拨款份额的巨大差别反映了国家教育部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轻视或歧视。在这样的资源分配格局下,部分本科院校不愿意回归到职业教育的行列里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教育部内部不从根本上铲除歧视职业技术教育的观念、制度和政策,“大国重技”的氛围根本树立不起来。

二是在教育部内部机构的权力与职责的划分上,要力求均衡,不能厚此薄彼。现在职业教育学校在行政级别、资源分配、各种权利上都矮人一头,人家当然不愿意过来。这个问题,教育部要重新设计,要有权力清单,例如高教司和职成司要享有相同的权力;尤其在部分本科院校回归职业教育之后更应如此。

三是制定有利的激励政策,加快高教版图的重构步伐。例如设立一笔建设资金,让转型归队的地方本科院校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实际利益;进行干部交流,让优秀的高职专科校长去担任高职本科院校的校长,使其转型更加顺畅和有效。国家必须对人事分配制度动大手术,从唯学历指向的分配制度转变到能力指向的分配制度,从体制机制上真正体现尊重劳动、尊重技术、尊重技能的良好氛围,使得掌握熟练技术技能的人士,同样能享受到较高的经济待遇和令人羡慕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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