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唯一的访问记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7-12-08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今年是钱钟书先生 (1910-1998) 逝世15周年,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钱先生在《围城》内有一段话: 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

今年是钱钟书先生 (1910-1998) 逝世15周年,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钱先生在《围城》内有一段话:

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是好题目。

当然,以上这段话,只是小说里的文字,但却带有讽喻味,今笔者自动送上门,真是罪过!

钱先生学识渊博,精通五国文字,单是《谈艺录》与《管锥篇》的学术成就,已足以震古烁今了。前者批评了自唐至清的诗文,古今互参,中西比较,契合印证,开创比较文学的先河;后者更是广征博引,穷探力索,“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可以“博大精深”四个字冠之。

钱先生少年时,自称读书的“食肠很大”,无论是诗歌、小说、戏曲、“极俗的书”(他曾告诉我,《肉蒲团》的文字也甚精通),还是“精微深奥”的“大部著作”,甚至“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书、百科全书”,他都“甜咸杂进”。这个习惯后来还在他的学术研究当中加以贯彻,可以说,他兼具集各家大成、并衍生新义的“神功”。据钱先生夫人杨绛表示,他名叫钟书,“钟书只是‘钟书’而已,新书到手忍不住翻阅一下。”钱先生岂仅“钟书”而已,难得的是,钱先生有过目不忘的本领。“钟书”者,读破万卷之书也。

钱先生的作品,还包括小说、散文。他的小说《围城》,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刻画,妙到毫巅。

这本小说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在不到两年时间印了三版,读书界评价极高,当时上海的《大公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文字的铺展技巧,“每一对话,每一况喻,都如珠玑似的射着晶莹的光茫,使读者不敢不逼视又不得不上去,不相干的引典,砌在梭刺毕备的石缝里,则又不觉得勉强。作者的想象力是丰富的,丰富得不暇采撷,于是在庸凡的尘寰剪影里挤满了拊掇不尽的花果,随意地熟扣在每一行,每一章。”

钱先生自1949年后便不再进行文学创作,加上他为人很低调,也没在公开的文化活动露面,海外知道他的行迹极少。有一段时间,海外曾流传钱先生去世的消息。夏志清先生于1976年还特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追念钱钟书先生》。

钱先生的《围城》自1947年出版后,新成立后一直没有重印,直到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重印出版。但在海外,夏志清在其著作《现代小说史》中已给予钱钟书先生极高的评价。所以海外读者知道钱钟书先生的很多。

夏志清指出:“《围城》是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

《围城》的第一本外文版是由美国印第安纳出版社出版,此后陆续出了俄、法、德、日、捷克等外国文字,这些都是因夏先生的推荐,功不可没。

我是直到1981年在翻译家冯亦代的介绍下,才认识钱先生的。那一年仲春,我们联袂前往钱先生北京三里河的寓所拜候他。

钱先生从来不接受访问。我那天打破了惯例,携同录音机,开宗明义地把钱先生的谈话录了下来,后来整理成访问记。这里也仗着钱先生与冯亦代多年的交情。

这是钱先生复出后唯一的一篇正式接受访问的访问记。那一次访问,钱先生虽然患了慢性支气管炎,但谈笑风生,妙语如珠,他谈了他还想继续写《管锥篇》的计划和对《谈艺录》的修订等等。此后,每次赴京,我都去探望钱先生和住在他毗邻的俞平伯先生。

在以后的日子,也与钱先生写了好几通信,钱先生几乎逢信必复。钱先生虽然学问渊博如汪洋大海,但对后学从来不居高临下,也不假于词色,而是循循善诱,嘉勉有加,还不惮其烦地为后学排难解纷,令后学如沐春风,如沾雨露,终生受用。

钱先生写文章或做人处事,一丝不苟,而且亲力亲为,他在《访问记》(见拙著《当代大陆作家风貌》,台湾远景版),表示准备续写《管锥篇》,我建议他找助手帮他做一些杂务,以减轻负担,他认真地说:“……有过建议说我找一个助手帮我写信,但是光写中文信还不成,因为还有不少外国朋友的信,我总不能找几个助手单单帮我写信,并且,老年人更容易自我中心,对助手往往不仅当他是手,甚至当他是‘腿’??跑腿,或‘脚’FOOTMAN。这对年轻人是一种‘奴役’,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大师’,可以享受这种特权。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年轻人付了这样的代价来跟我学习。”

这番话,俱见钱先生的谦逊和恢宏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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